巴黎的冬天比北平湿。
船靠马赛港那天是阴天。
云层压得很低。
码头上的海风带着一股咸腥的冷。
樟木箱从货舱吊出来的时候，阿桃站在旁边一根一根数。
数完三遍才让搬运工装车。
春兰在跟海关人员交涉通关文件。
她把这几个月背的法语全用上了。
虽然磕巴，但对方听懂了。
从马赛到巴黎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。
车窗外的风景从沿海的灰绿色丘陵渐渐变成平原。
偶尔掠过几座尖顶教堂的轮廓。
阿桃趴在窗边看了很久。
回头跟我说——
“师父，洋人的房子跟咱不一样，屋顶都是尖的。”
“嗯。雨多，尖顶好排水。”
“您怎么知道的？”
“书上看的。”
我没告诉她上辈子来过巴黎。
那时候是来走红毯。
住的是香榭丽舍大街的酒店。
助理安排好了一切。
连几点几分穿哪双鞋都是写在日程表上的。
这回不一样。
这回十二只箱子自己押运。
火车票自己买。
展位自己布置。
连法语都是用春兰那本会话手册现翻的。
到达巴黎的第二天清晨，我们去了博览会会场。
万国博览会的场馆在塞纳河畔。
一座巨大的铁架玻璃顶建筑。
远远看过去，像一片透明的森林。
我们提前三天到，是为了布展。
阿桃抱着展位分配函走在最前面。
春兰在后面拖着装工具的箱子。
我拿着参展商手册，翻到平面图那一页。
我们的展位号是“E-47”。
我从平面图左下角开始找。
E区在最里面。
靠消防通道。
紧挨着货运电梯和保洁间。
我的目光从A区的主通道一路往下移。
经过B、C、D。
最后在E区的最末端停住了。
E-47，红色标记，巴掌大一块。
夹在E-46印度纺织品和E-48伊朗地毯中间。
背靠一堵实体墙。
正面被一根立柱挡去了一半视线。
春兰凑过来看了一眼平面图。
沉默了。
阿桃还在前面走，边走边数通道号。
走到E区尽头的时候，她停下来了。
转过身看着我。
嘴唇动了动。
“师父……这儿？”
我走过去。
我们的展位大约六平方。
三面白墙，一面开口。
但那面开口的方向不对——它正对着立柱。
从主通道走过来的人，要绕过柱子才能看到这个角落。
而从E区入口进来的观众，走到一半就会被D区的展厅吸引走。
很少有人会一直走到消防通道这一侧来。
展位里什么都没有。
两盏普通的顶灯。
一个简易展台。
一面白墙。
三只挂钩。
我把箱子放在地上。
抬头看了看那根挡在正前方的立柱。
它大约一抱粗。
铸铁材质。
刷了深灰色的漆。
如果站在主通道往这边看，立柱刚好把E-47的开口遮去了三分之二。
“师父——”
阿桃的声音有点发虚。
“咱是不是找错了？”
“函件上写的就是E-47。”
春兰蹲下来，把工具箱子打开。
从里面取出折叠展架和丝绒衬布，一样一样往外拿。
她没说话。
但动作比平时慢。
像在等我说“算了”或者“找他们换”。
我在展位中央站了一会儿。
六平方。
比虞记当年那个后院的制衣间还小。
顶灯的光打在白墙上，把墙面照得惨白一片。
那三只挂钩孤零零地悬着。
像是随便钉上去凑数的。
哑姐从后面走过来。
她从北平跟我们一路到了巴黎。
上船的时候她靠在船舷边没说话。
下船的时候她默默搬了两只最重的箱子。
她是阿桃硬要带来的。
说“哑姐不占地方，她还能帮忙绣”。
这会儿她站在展位门口，往主通道的方向看了看。
又转头看了看我们那面白墙。
然后她走进来，把最靠边的那只樟木箱打开了。
我看着她把第一件旗袍取出来。
是「雪落无声」。
银白底色，整件衣服的刺绣用的是冰裂纹图案。
需要在强光下才能显出纹路。
哑姐把它挂上中间那只挂钩的时候，转身看了我一眼。
她那个眼神的意思是“先挂上”。
“挂。”
我说。
“十二件全挂上。阿桃去借熨斗，春兰去问一下用电额度——展位里能不能加灯。不能加就问有没有台灯。不管哪个角落，光得够。”
阿桃和春兰分头去了。
我蹲下来把剩下的箱子一一打开。
把衬布铺上展台。
用别针把边角固定好。
哑姐在旁边一件一件往挂钩上挂衣服。
她挂得很慢。
每次挂好一件就退后两步看一看。
伸手把裙摆拉平。
把肩线调正。
然后才去取下一件。
十二件挂完大约用了四十分钟。
我退到立柱后面去看。
从那个位置看过去，E-47的开口被柱子挡了大半。
只能看到「满庭芳」一角深紫色的裙摆。
和「渔舟唱晚」半截青灰色的袖口。
整面墙被压缩成了一条窄窄的竖缝。
十二件旗袍挤在缝里。
像十二道被折起来的颜色。
“展位是死的。”
我把最后一卷丝绒衬布铺上展台，拍了拍手站起来。
“衣服是活的。三天时间，看的人没走到跟前，咱就让人从主通道看见。”
阿桃扛着熨斗回来了。
春兰跟在后面，手里捧着一盏小台灯。
黄铜底座，白色灯罩。
不知道从哪个办公室借来的。
春兰喘着气说——
“他们说用电额度不能加，但可以借一盏。用完了还。”
“够了。”
我把台灯放在展台靠右的位置。
插上电。
灯亮起来的一小圈光，刚好打在「敦煌飞天」的领口上。
那件衣服上绣的飞天飘带，在暖黄色灯光下忽然浮起来了一层。
原本在惨白顶灯下看不清的银线细节，这会儿全亮了。
哑姐站在那盏灯旁边看了很久。
然后她退到我身边，轻轻拽了一下我的袖子。
“怎么了？”
她指了指那盏台灯。
又指了指展位外面那根立柱。
然后她把手掌摊开，比了一个“推”的手势。
光打过去。
推过那根柱子的边缘。
让主通道的人能看见一点亮。
我明白了。
“把台灯挪到展位靠外的位置，让灯光斜着打出去，从立柱侧面漏一道缝。”
春兰立刻去搬台灯底座。
阿桃蹲下来调整角度。
那道暖黄色的光从展位开口斜射出去。
刚好避开了立柱的遮挡。
在E区入口的地面上投出一小块三角形的光斑。
不大。
但足以让从主通道拐过来的人看见——这里有一盏灯亮着。
展会开幕是第二天上午九点。
我们六点就到了场馆。
十二件旗袍重新熨烫了一遍。
每一道褶皱都拉平了。
哑姐把「水墨江南」领口那朵莲花又补了两针。
她昨晚睡得晚。
借着舱房的灯光把袖口的线头全部重新收了一遍。
我看她眼底泛青，让她去休息。
她摇头。
指了指墙上的旗袍，比了个“好了”的手势。
上午九点，场馆大门打开。
人流从主入口涌进来。
脚步声、交谈声、展商招揽声，在玻璃顶下汇聚成一片嗡嗡的响动。
我站在E-47的展位里面。
面对着那根立柱。
听着声音从远处传来。
D区热闹起来了。
有人在鼓掌。
有法语在大声介绍什么。
C区传来音乐声。
大概是哪个国家在搞展示。
A区和B区的脚步声一直没断过。
哒哒哒从大理石地面上碾过去。
像潮水。
我们的E区入口，没人拐进来。
第一个小时。
一个人都没有。
阿桃坐在展台后面的折叠凳上。
腰板挺得很直。
双手放在膝盖上。
她那个姿势保持了大半个小时。
后来慢慢松下来了。
肩膀往下塌了一点。
春兰站在展位靠外的位置，手里捏着一摞虞记的英文宣传单。
每听到主通道传来脚步声，就把宣传单往前递一寸。
但脚步声从没停过。
她递了七八次又收回来。
最后把宣传单搁在展台边缘。
退回来站到我旁边。
哑姐站在那十二件旗袍旁边。
她背靠着墙。
双手垂在身侧。
看着那些衣服的眼睛很定。
她不紧张——或者说她的紧张跟阿桃春兰不一样。
阿桃紧张的是“没人来怎么办”。
她紧张的是“衣服还差什么”。
我坐在展台后面的折叠椅上。
面前是十二件挂好的旗袍。
身后是那面白墙。
头顶是两盏惨白的顶灯。
手边是那盏借来的小台灯，正往外漏着暖光。
两个半小时过去了。
场馆里人声鼎沸。
但那些声音在E区末端已经衰减成一片模糊的背景音。
偶有人从E区入口探一下头。
看了那根立柱之后就折回去了。
连拐到立柱后面看一眼的都没有。
十二点。
午饭时间。
场馆里的人少了一些。
阿桃坐在展台后面开始抠手指。
春兰把那摞宣传单翻了第三遍。
每一遍都重新理齐了再搁回去。
我站起来。
走到那面墙前面。
把「满庭芳」从挂钩上取下来。
重新挂。
把裙摆的弧度调了一下，让那片深紫色从侧面露出更多。
然后我把「渔舟唱晚」往左挪了半寸。
把「春涧流泉」往右挪了一寸。
十二件衣服的位置被我重新排列了一遍。
每一次调整都是半寸一寸的幅度。
从外面看几乎看不出区别。
但我知道有区别——每一件旗袍露出来的那一角，都是它身上最好看的一个弧度。
哑姐走过来，站到我旁边。
我正伸手去调整「敦煌飞天」的领口。
她忽然拽了一下我的袖子。
我低头看她。
她没指外面。
没指主通道。
她只是把我拉回椅子上坐下。
然后自己站到了展位靠外的位置，面对那根立柱。
她个子不高。
站在那盏台灯旁边。
灯光从她身后斜着打出去，把她的影子长长地投在E区的地面上。
她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然后她抬起右手，把食指竖在唇边。
“等。”
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她站在那道光里面。
展位上安安静静。
只有台灯发出轻微的电流声。
场馆里的喧嚣隔着几十米远传过来，到E区尽头已经变得很淡了。
那十二件旗袍挂在墙上。
在暖黄色的灯光边缘微微泛着光。
下午两点。
我听见了一个声音。
脚步声从E区入口那边传过来。
不是路过的。
是拐进来的。
那脚步声不快。
走到立柱前面的时候停了一下。
然后一个人影从立柱侧边绕过来。
站在E-47展位的开口前。
是个中年女人。
穿着深红色大衣，手里拿着一只香槟色手包。
她的目光从「水墨江南」的领口一路滑到「敦煌飞天」的裙摆。
再移到「苏园听雨」的袖笼。
她在那面墙前面站了大约三十秒。
然后转头看着我。
“Excuse me.”
她说英文，带着一点意大利口音。
“这件——月白色的——我可以近一点看吗？”
我从椅子上站起来。
哑姐站在旁边。
她的嘴角动了一下。
“当然。”
我说。
“您走近了看。这件叫「水墨江南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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