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队从重庆出发，已经走了六天。
过了粤汉交界的山口，才算正式踏入广东地界。
委员长靠在轿车后座，浑身骨头像散了架。
六天山路颠簸，没睡过一个整觉。
贵州境内泥泞盘山路，车轮打滑了三回。
坑洼碎石路，颠得他胃里翻江倒海。
随行的副官换了两拨开车的，个个熬得满眼红血丝。
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，掀开车帘。
本以为还是沿途见惯了的荒田、破屋、逃难的人群。
目光扫出去的瞬间，他皱了皱眉。
路变了。
不是泥水路，不是坑洼路。
是碎石压实的平整公路，宽得能并排跑两辆卡车。
车轮碾过去，只有轻微的震动，再没了之前哐哐当当的散架感。
路两边是白墙青瓦的砖房。
屋檐下挂着成串的玉米、红辣椒，风一吹轻轻晃。
田里的稻子长得齐整，正午的阳光泼在稻叶上，绿得发亮。
水渠顺着田埂蜿蜒，清水哗哗淌着，灌进每一块地里。
远处村口，石磨吱呀呀转，新米的香气顺着风飘过来，钻进车窗。
委员长盯着那片稻田，看了很久。
六天来，他见惯了沿途的景象。
贵州的山地里，庄稼枯得发黄，农民蹲在田埂上叹气。
田埂边，还有蝗灾啃过的残叶，地里稀稀拉拉长着几棵苗。
难民扶老携幼沿着公路走，挑着破箩筐，怀里抱着饿得哭的孩子。
可这里的稻子，绿得刺眼。
他放下车帘，闭上眼睛。
指节无意识地攥紧，指甲掐进掌心。
胸口堵着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
凭什么？
同样是打仗，同样是中国人的地盘。
他治下的省份饿殍遍野，陈树坤的地界却稻浪翻滚，百姓安居？
车又走了两个时辰，过了衡阳，入韶关。
没有路卡。
没有拦车要钱的兵痞。
只有几个灰蓝色军装的士兵，端着冲锋枪站在路边。
枪托抵在肩窝，腰杆挺得笔直。
车队经过时，领头的小队长扫了眼车牌，抬手敬礼。
动作干净利落。
没有盘问，没有搜查，连脚步都没动一下。
孔祥熙凑过来小声解释：
“陈树坤的规矩严，沿途关卡敢伸手索贿，抓到直接枪毙。
驻防的兵，站哨就是站哨，半分不敢懈怠。”
委员长没说话。
他盯着士兵脚上的鞋。
崭新的胶鞋，鞋底纹路清晰，鞋带系得齐整。
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皮鞋。
他想起重庆的警卫团，好多士兵还穿着布鞋，跟他们的普通士兵一比，天差地别。
连委员长的亲卫都凑不齐一人一双胶鞋，陈树坤一个边防岗哨，居然穿得这么齐整。
一股火气莫名窜上来，又被他硬生生压了下去。
车继续往前开。
天，一点点擦黑了。
委员长靠在座椅上打盹。
迷迷糊糊间，被一片晃眼的白光弄醒了。
他坐直身体，贴向车窗。
远处是海。
广州港的方向，十几道探照灯光柱刺破夜幕。
光柱在夜空里交叉扫过，把半边天照得如同白昼。
光柱之间，五艘黑色的钢铁巨舰一字排开。
静静泊在港外。
太大了。
委员长的脸几乎贴在了玻璃上。
他见过民国海军最大的舰，是三千吨的“宁海”号巡洋舰。
眼前这些，每一艘都有四万吨。
舰桥上灯火通明，舷窗透出暖黄的光。
380毫米主炮斜指向天空，在探照灯下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。
不是一根。
是八根。
一艘八门，五艘，四十门。
委员长的手，猛地攥紧了扶手。
指节发白，指腹因为用力泛出青白色。
四十门大口径主炮。
全国海军所有舰炮加起来，口径都没人家一艘大。
人家五艘并排停着，就是五座移动炮台。
整个南海，都罩在射程里。
日本人不敢来。
自己……也动不了。
他忽然觉得可笑。
出发前，何应钦还在他面前拍胸脯，说“陈树坤就是个土军阀，掀不起风浪”。
说“等委员长到了广州，他必然乖乖出城迎接，俯首听命”。
现在看着港口里的钢铁巨兽，只觉得那些话刺耳又荒唐，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。
“委员长。”
孔祥熙的声音，把他拉回神。
委员长松开手，指尖发麻。
他调整了一下坐姿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平静：“说。”
孔祥熙掏出厚厚的文件，翻开。
“来之前，我让军统整理了华南家底。
军事方面，五艘俾斯麦级战列舰是明面上的。
主力作战飞机，至少三百八十余架，有编号可查，应该还有一些隐藏战斗机，军统查不到。
运输机，至少五百架以上——”
委员长打断他，声音有点哑：
“我们的运输机，有多少？”
孔祥熙顿了顿，声音压得更低：
“能用的，不到三十架。
大部分是向美国订的C-47，还没到货。”
委员长嗯了一声。
闭上眼。
胸口那股火又窜了上来。
五百架对三十架。
这就是差距。
何应钦那帮人天天喊着“整军经武”，整到最后，连人家零头都赶不上。
“湖南、广东两省兵工厂，
月产子弹六百万发，炮弹九千吨。”
孔祥熙念到这儿，停了停，
“这还不算那些……来源不明的补充。”
委员长睁开眼：
“全国兵工厂，月产多少炮弹？”
孔祥熙的声音几乎细不可闻：
“加起来……约一千二百吨。
而且钢材不足，经常停产。”
车厢里静了。
只剩引擎低沉的嗡鸣。
委员长望着窗外。
广州城的灯火越来越近，连成一片星海。
他忽然懂了。
陈树坤那封措辞嚣张的拒绝增援电报，底气从哪来。
从这来的。
打南京三天三夜，打掉三个月库存。
转天运输机就从南洋补满弹药。
人家的后勤，从来没断过。
“工业方面。”
孔祥熙翻了一页，
“三省加南洋，钢铁厂开工率是战前三倍。
造船厂能同时铺四条驱逐舰龙骨。
造币厂一天铸八十万枚铜元——全是回收的弹壳、废炮管熔的。”
委员长忽然问：
“我们的造币厂，一天能铸多少银元？”
孔祥熙沉默几秒：
“……不到五万枚。
银料不够，还掺了三成铜。”
委员长不说话了。
他喉结滚了滚，把到了嘴边的怒骂咽了回去。
人家打出去的炮弹，收回来都能铸钱。
自己铸个银元，还要掺铜凑数。
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
车窗外，广州城的轮廓越来越清晰。
灯火通明，霓虹闪烁，街上人来人往。
太繁华了。
太安宁了。
根本不像1937年的中国。
孔祥熙合上文件，补了最后一句：
“委员长，还有件事。
华南货币分三层：
银元做储备，铜元流通，军票挂钩银元，还有橡胶、药品背书。
铜是弹壳熔的，银是特殊渠道补的，橡胶是自己种的。
每一张军票背后，都有实打实的物资顶着。”
委员长转过头，看着他：
“我们的法币呢？”
孔祥熙低下头：
“……靠印刷机撑着。”
委员长收回目光，重新望向窗外。
远处五艘战列舰的轮廓，在夜幕里越来越沉。
人家的钱，是炮弹和橡胶撑起来的。
自己的钱，是印刷机印出来的。
他胸腔里翻涌着一股气。
有忌惮，有嫉妒，有憋屈，还有火烧火燎的不甘。
凭什么？
同样是割据一方，同样是带兵打仗。
他陈树坤就能越打越富，越打越强。
自己坐拥中央名义，却越打越穷，越打越散？
底下那帮人，全是废物！
连个军阀都比不过！
风从车窗缝钻进来，吹在他脸上。
凉丝丝的，却压不住心口那股火。
这仗，还怎么打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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